【解密档案】苏联援建系列之四:苏联“老大哥”留守河南的岁月 突然撤离“老大哥”难舍河南朋友

2018年04月05日16:50

来源:大河网

  苏联专家居住过的宾馆和办公楼

  核心提示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受中国政府聘请,先后有464名苏联人穿越千山万水,带着不同的才智和相同的使命来到河南,为中原的经济动脉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10年间,苏联专家受到了河南人民的热情招待。但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老大哥”们含泪先后离开了河南。苏联专家撤离后,河南的绝大部分援建项目基本建成。

  几十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河南人民忘不了在那个10年中,苏联“老大哥”对河南的发展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也更加难忘那段深厚情谊!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关注中国:有些“老大哥”发出“杂音”

  在郑州、洛阳、三门峡期间,曾同苏联专家共事过的受访者直言,苏联专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非常关注,而且毫不掩饰他们的观点和态度。

  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做水土保持工作的王文彬,曾随苏联专家对黄河中下游流域勘察了两个月。“我们乘坐木船在黄河上漂,每到地方码头歇息,当地县委都很重视,安排最好的旅馆和饭菜。当时正大搞人民公社,口粮十分紧张,专家也觉察出来了,他们私下里议论,似乎不太赞成。”他说。

  有的受访者称,工作之余,苏联专家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平整耕地,他们用新奇的目光注视着风起云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人表示赞叹,但也有人透出忧虑。“大炼钢铁时,工人们在一拖厂里建了炉子,请苏联专家过去看,他们很不高兴。”齐家琴说,专家认为用铁锅、铁锹等原料炼钢铁,“简直是浪费,根本就是违反科学规律的,也谈不上什么冶炼技术”。出于对苏联专家的崇拜,一拖悄悄拆除了炼钢炉,领导也没追究。

  “在河南工作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认真负责,同中方人员关系密切,拥护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也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专家公开表示抵触。”1960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在《十年来苏联专家工作总结》中这样表述。

  根据档案记载,对当时媒体宣传的小麦、早稻高产丰收的消息,有苏联专家“冒天下之大不韪”,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苏联专家比尔特里就不相信,他说“人民公社不是个好组织”、“公共食堂是临时措施,将来生活条件提高了会不适用”。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在“比、赶、超”,大放豪言,但一位苏联专家却对实现跃进计划不积极,他常常“强调困难”,说“不能根据大跃进要求修改工作计划”,还说“多快就不能好省”;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专家认为土法炼钢“是倒退”,“走回头路”。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那个历史年代,有人敢于公开发出“杂音”,假如他们不是援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很可能成为群众的“辩论对象”,“吃不了兜着走”。但中方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克制而礼貌的态度,档案记载:“要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跃进事例启发和影响专家,这是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最好办法。“

  突然撤离:“老大哥”难舍河南朋友

  苏联专家在河南受到如此优待,自然让他们心情舒畅,心存感念。1960年夏天,当接到立即回国的通知后,忧伤的情绪很快笼罩了“老大哥”们。

  离开洛阳前,苏联专家奥西包夫和德拉乌沙里动情地说:“趁我们在这里的最后几天,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如果我们不能马上解决,回国研究后答复你们。”一拖专家扎西尼可夫热泪滚滚:“我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来到温暖的洛阳,但你们的热情招待更加温暖。我会一辈子想念这里的热……”

  “知道他们就要走了,我们的心情很压抑,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曾任三门峡水利工程专家工作室笔译组组长的张占元回忆,专家们从接到通知到撤离,前后不到10天,这期间他陪着“老大哥”去开封、西安散心。临别时,50多岁的苏联专家保赫送给张占元一部苏式相机,照完相,两人紧紧拥抱,泪水长流……

  苏联专家撤离后,河南的绝大部分援建项目基本建成。曾与“老大哥”朝夕相处的中方人员命运各异:张占元受命赴京参加新工作培训,结束后原本要留在中央部委,但因种种原因又回到三门峡;有丰富接待经验的齐家琴,在一拖当了交际处长,上世纪90年代被派往国外组建一拖销售公司,后因工伤返回洛阳直到退休。许多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挥泪告别了“老大哥”,从此无法重逢。“不知道‘老大哥’的电话,有的虽然留了地址,但写信要审查,慢慢也就淡忘了。”他们说。

  有一个细节可以表明苏联专家撤离河南的突然:直到1960年上半年,河南与苏联的联络还非常频繁,档案显示:“据郑州市邮电局不完全统计,1959年全省约收到苏联来信5万余封,当年每天平均收到苏联来信150余封,而到1960年上半年每天平均收到170余封。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等市平均每天收到八九十封,郑州最多时每天收到100多封。”

  据了解,河南中苏通信关系的建立渠道,一般是通过回国专家的介绍,或者个人直接写信联系某一相应的工厂、学校、班级的优秀工人、学生,还有通过已经建立通信关系人的互相介绍以及在报刊上看到一些典型人物直接去信等。1957年,郑州市三十二中只有三四人和苏联通信,1958年发展到20人,1959年有60人,1960年上半年已有100余人;郑州九中一班40多人就有26人与苏联通信;1959年,洛阳二中只有五六人和苏联通信,1960年上半年发展到37人;三门峡市中学1959年只有一人和苏联通信,到1960年6月已有28人;洛阳轴承厂的几十名实习生从苏联回国后,都和那里的朋友保持联系。

  时光终究切不断中苏业已结下的深厚情谊!

  参观郑州:苏联代表团赞扬建设成就

  1964年11月11日至12日,郑州迎来了以苏共中央委员、交通部长鲍巴·别谢夫为首的苏中友协代表团一行9人。档案显示:“中央指示,这是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派出的第一个重要的民间代表团,我们要热情接待,注意内紧外松……”

  在郑州两天里,苏联代表团先后参观了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被服厂、国棉三厂、河南医学院、黄河花园口等,并观看了电影《春燕展翅》。12日晚上9时,代表团乘火车离郑去沪,300多名群众沿途欢送。

  两天来,代表团情绪高涨,赞扬郑州的建设成就,提出了不少问题,对职工生活福利尤为关切。看了市容绿化和新旧城对比,代表团成员雅科夫列夫说:“郑州是一座美丽而年轻的城市。你们十余年时间能建设成这样大的一座城市,是不容易的。”团长别谢夫夸赞:“这座城市就是漂亮,绿化得很好,道路宽,新建筑很多。”代表团成员特罗扬称,她1957年曾来过郑州,现在和过去比发展很快,现在的一个区,就像一座新的城市。

  参观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三厂时,他们对规模大、我国自己制造的新设备表示赞许。雅科夫列夫说:“这两个厂规模大,工作环境好,像座公园。”费奥克齐斯托夫说:“我到过捷克、越南和中国的不少纺织厂,但你们的工厂使我特别兴奋。”参观工厂时,他们特别关注“工人工资多少,怎么发的?生活费用多少?吃一餐午饭需要多少钱?托儿所收费标准如何定的?工人生病后怎样治疗?怎样组织劳动竞赛,怎样评比,都有什么奖励?是否有奖金,国家是否发给勋章或给予劳动英雄称号?”他们在各个车间分散走动,仔细看板报,和工人聊天,求证厂领导的介绍是否真实,还赠送纪念章、画片或握手表示友好。在国棉三厂,看到职工食堂饭菜花样多、质量高、价格便宜,幼儿园管理教育搞得好,他们很激动,高呼“中苏友好万岁”。特罗扬还品尝了食堂的饭菜,连说“很好吃”,并赞扬幼儿园小孩歌唱得好。在回宾馆的路上,他们还不停地谈论:“郑州的孩子太幸福了,这是革命的结果。”中方陪同的同志告诉他们:“我们儿童时代就不幸福,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不要忘记过去和为世界还未解放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而斗争。你们同意吗?”雅科夫列夫和马尔提诺夫说:“完全同意。”

  12日上午,特罗扬参观了河南医学院,当时医院手术室正进行体外血液循环的心脏手术。她一直守候到下午一点多才离开,高兴地说:“中国的外科手术比外国人技术高,你们中国人的手灵巧、细致。”具有肝脏外科专业知识的她还将手术使用的工具画了图,并要走了上海出品的“工”形橡皮导管,说比苏联的好。临走时,她还详细询问了10多个病人做的什么手术,打探各种手术的收费标准、住院治疗费用等。

  12日中午,代表团成员趁午休期间逛了百货商店和新华书店。团长别谢夫在百货商店逗留很久,他说:“这里货物很多,要什么有什么。”几个成员和塔斯社记者还在新华书店买了数套《毛选》和《毛选选读本》、《中国近代史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论国内民族政策问题》等书。

  档案记载:“代表团在郑活动期间,态度比较谨慎,只表示友好,不谈分歧。在宴会上,团长两次起立讲话祝酒,对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他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短短十几年内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干杯……”

  “今年是俄罗斯中国友好年,我很想念那些已故和健在的‘老大哥’,我忘不了他们教我学俄文,教我吃西餐。”齐家琴说,他在洛阳或外出旅游时见到俄罗斯人,总忍不住上前攀谈几句,“说不定,他们也许是我那些老朋友的后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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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大河报》2007年5月19日A13版


编辑: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