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回望河南'票证经济'"系列之工业券:一券阻挡,难享"三转一响"

2018年04月10日12:30

来源:大河网

  我省焦作与许昌两市当年发行的工业券

  自行车在工业券紧张的时代可是奢侈品

  “三转一响”只能在国营商店凭工业券购买,还不能还价。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记者李康实习生魏志阳图

  核心提示

  购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要花30张工业券;一对新人置办保障基本生活的“家”,需要各种必需品“购买证”和工业品购物券(又叫购货券,以下简称工业券)100多张;老掉牙的缝纫机闲置多年舍不得扔掉,因为它是靠托关系、走后门找来工业券后购买的……

  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自1962年4月,北京市率先全面实行凭工业券购买消费品开始,河南紧随其后,开始发行用以购买锅、盆、碗、筷、火柴等物品的凭证,从此,除了正在使用的粮票和布票,人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种特殊的票证——工业券。

  就像眼下时尚的说法“五子登科”(妻子、孩子、房子、车子、票子)代表一个家庭的幸福度一样,在那些年头,让人们挂在嘴边的“三转一响”四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国产手表和收音机),几乎就是“小康家庭”的代名词。不过,那时即便你家财万贯,如果没有工业券,对四大件也只能望而兴叹。

  忍痛割爱一辆“洋车”圆个大排场

  眼下,丢一辆自行车,甚至是电动自行车,相信你最多对可恶的小偷咒骂几句,然后该干啥干啥,绝不会伤心欲绝到茶饭不思、寝食难安的地步。

  但在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可是个大件商品,恐怕比如今买辆高档进口原装汽车还要困难。原因很简单,那时买自行车光有钱没用,关键得有珍稀如大熊猫的工业券。

  30多年前,在当时被称为“洋车”的自行车,给郑州市民鲁小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悲欢记忆。1970年,鲁小刚的父亲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张单位发的工业券,加上以前积攒的几张刚好凑够了数,咬咬牙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车让街坊邻居羡慕不已,都巴结我们想借骑。全家人更是欢天喜地,当宝贝似的。”鲁小刚说,妈妈怕车子碰伤掉色,用彩色的塑料布条子将前叉、横梁、后倚架等缠裹装饰一番,像穿上了彩色的新衣。

  谁料“好景”不长,骑了不到一个月,爷爷带着鲁小刚的叔叔从乡下来郑州,说要给他叔定亲,按老家的规矩,得给女方见面礼。老人一眼看中了儿子家才买的新“洋车”,说啥非得带回家当彩礼。“我爸是‘论资排队’苦等很长时间攒够了工业券,又勒紧裤带才添置了这车,车座还没暖热,全家人当然舍不得。但爷爷说了话大家也没办法,只能忍痛割爱。”鲁小刚感叹,那辆车权当是他家送给叔叔的结婚礼物,这在当时算厚礼了。女方果然很满意,一口应下婚事,“凤凰”圆了个大排场。

  家里没了“洋车”,鲁母只得继续办月票坐公共汽车到二十多里外的纱厂去上班。爸爸急在心里,整天寻思着再买一辆。“他到处托关系求人,终于在一位熟人那里弄到几张工业券,买了辆‘飞鸽’。”鲁小刚说,为表感谢,他们还给人家买了个大钢精,“我们兄弟几个,就是用‘飞鸽’学会了骑自行车的,时不时地偷偷骑出去兜兜风显摆显摆,美得很哩!”

  一张工业券,几乎承载了当年普通居民家庭追求“小康生活”的全部希望。鲁家凭券买“洋车”那会儿,正是我国日用工业产品比较匮乏的年代。档案记载:“1970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长17%。但是,这些投资主要用于了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在郑州,“人们买自行车凭工业券,拿了钱和工业券就往大同路跑,托关系买辆好车子。”

  物资紧缺工业券无价胜似有价

  和粮票、布票一样,工业券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工业券没有全国通用票证,全部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家日用工业品统配统销计划,自行印制,按不同的标准发放给职工。

  诞生于“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2年)的工业券,跟当时的物资供应状况密不可分。“从1960年夏天起,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甚至卫生纸、食盐、火柴等日用工业品,就出现了严重供应不足。”采访中,省商务厅一些退休老干部回忆,那时郑州国营商店经常断货,排队都买不到火柴,几家邻居省着用一包;没手纸用,上厕所时拿块土坷垃或瓦片擦屁股;没有鞋钉,就用棉线随便缝几针,好好的鞋扎得千疮百孔。“建议将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国家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地方平衡物资,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分配计划。建议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解决有关小商品的供产销问题。”这是档案中,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中的内容,报告还要求“物资、商业部门负责原料供应,轻工业部门负责安排生产,商业部门负责收购、调运和安排市场”。

  1962年4月,北京市开始全面实行凭工业券供应商品的办法。发放标准是国家职工按工资每20元发工业券一张,包括呢绒、绸缎、毛衣、奶锅、铝饭盒、电池等在内的55种商品,被列入凭券供应范围。

  “从此,河南也进入了工业券消费时代,一时间,火柴票、香烟票等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层出不穷,其中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商品工业券最为珍贵。”省供销社退休干部张老先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直到1973年,北京市每50人才能分到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购买时还要花30张工业券。而一对新人要结婚,要想置办一个基本可以生活的“家”,则需要各种生活必需品票证和工业券100多张。

  虽然同属购物凭证,但和“第二货币”粮票的最大区别在于,工业券是没有价值的。工业券等同于供应指标,也就是说,有了工业券就意味着有了购买工业品的资格,买东西时,交上一定数量的证券后,还要按当时的价格交钱才能提货。

  在1968年焦作市发行的一张工业券上,记者看到,票面上印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标注有“无价证券、严禁买卖”的字样。

  一券难求老校长“抢”了张缝纫机票

  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国产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标志,可说是工业券时代的首选,几乎无人不好。即使拥有其中的“一转”或“一响”,也足够扬眉吐气,名震乡里了。

  今年70岁的新安县退休教师高锦堂家有一台华南牌缝纫机,如今多少年也用不上一回,孩子们催了多少次要扔掉,但高老先生一直舍不得。

  1975年,高锦堂老家全村200多户人家没有一台缝纫机,他决定带头买一台,但手里却没有工业券。

  “我利用职权弄张购买缝纫机的工业券并不困难,但我放弃了。”高是县中学主抓教学的副校长,位高权重。当年春节,他从县商业局领回一张发给学校的工业券,买自行车、缝纫机都行,完全可以占为己有,但他没有这样做。“还有一条路。学生家长中有商业局的领导,只要向他们张张嘴,弄张券没问题,但我想,这样有违教师的操守和尊严,有损在学生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高锦堂思来想去,决定动用自己的亲戚关系。高的一个本族兄弟当时是县商业局办公室主任,主管分发各种票券。“他出主意,让我在腊月二十二上午9点到他办公室聊天,我如约而至。”高锦堂到后,族弟给县教育局办公室负责人打电话,让其速来领“教育战线上”的票券。对方很快来了,族弟把4张工业券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分给教育战线的。”高锦堂赶紧上前抢到一张,其他几个来领券的人心领神会,默认了高的行为。

  “这事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后来每次想起来就觉得既庆幸又伤情。庆幸的是总算弄到了一张工业券,买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伤情的是,教育局办公室那个负责人回去怎样向领导交代呢?是说我抢走了一张,还是隐瞒不报?”高锦堂慨叹,仔细想想,自己最终还是用特权达到了目的,“当时,孩子结婚,给新娘买一台缝纫机是必需的,而我抢了工业券,别人就得受委屈啊……”

  据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把所有社会产品分为物资和商品两个系列进行计划管理,两个系列各分为一、二、三类。一类物资为国家计委统一平衡分配,称“统配物资”;二类物资由国务院各部委平衡分配,称“部管物资”;三类物资由地方平衡分配,称“地管物资”。

  根据档案记载:“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及水、畜、林、矿产品和中药材等数百种产品,属于关系国计民生比较重要的二类物资,不准搞议价。”这意味着“三转一响”只能通过国营商店按定价购买,不允许私下议价交易,同时也就能解释工业券之所以如此珍贵的原因了。

  80年代末市场做主工业券“下台”

  河南工业券的发行、使用,大体和其他省份一样,即由政府和工业部门监制,商业部门统管,各地工业券的样式、规格都不尽相同。如1968年焦作发行的工业券叫“焦作市购货券”,票面上印有“日用工业品”,以示其功能不同于粮票、布票等票证;1970年的“许昌市购货券”是按“份”发行的,一张“半份”的证券,表明持有人购买某种商品时只有半个指标,只有攒够一定数量的“半份”工业券后(特殊产品需要两张以上“半份”工业券),才能实现对商品的购买。至于我省是按怎样的标准发放工业券的,发放了多少,由于缺乏相关档案记载,记者无从知晓。不过,从1963年5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达的《关于当前粮食、市场和商业改善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中,记者发现,当年全国各个城市发放的工业券,折价7亿元人民币左右(在130个城市发放,相当于这些城市工资总额的5%左右)。档案显示:“1962年下半年以来,群众对于购货券的使用,越来越集中地用于购买穿的商品(人造棉、丝绸、呢绒、毛线等),这些商品货源不足,不能保证供应。另一方面,凭购货券供应的其他若干工业品,如铝锅、铁壳热水瓶等,销售不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建议:今后发放工业品购货券的数量,一般城市考虑减少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即每个季度中,两个月发,一个月不发;或者隔一个月发一次。为照顾国际影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个城市可以不减发,仍然维持原来的数量……”

  1978年,随着市场功能的日趋增强,物资供应不断丰富,当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轻工业部的报告,要求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全国调拨产品、出口产品以及民族用品,要纳入国家计划;其他产品,分别纳入省、市、自治区和地、市、县各级计划。该报告特别强调,凡是人民需要的,都要迅速恢复生产,同时,还要不断创新,增加花色品种。

  “事实上,我省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计划了。”省供销社退休干部王女士说。记者查阅档案发现,1977年11月,河南省革委会计划委员会给开封市革委会计委下达通知,称“确定开封今年增产缝纫机一万架,所需原材料由省安排解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工业券的作用进一步降低。1983年9月,省商业局召开了全省市场预测会,认为当前城乡市场稳定,商品货源比较充裕,花色品种丰富,“广大消费者因过去商品紧缺产生的紧张心理已经消失……”

  “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已走进更多的城市普通家庭,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也可以在市场上方便地买到,工业券已逐渐失去曾经的价值,不少单位甚至都停发了。”王女士认为,我省从1982年开始实施的商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了工业券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诚如斯言,仔细体会此次商业管理体制改革“坚决把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大力疏通流通渠道,扩大日用工业品下乡,大力推销”的精神,已经预示了工业券的日薄西山。

  (“回望河南‘票证经济’”系列完)

  原载《大河报》2007年9月19日A18版


编辑: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