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探秘·下:领事馆地下竟藏秘密牢房

2018年04月11日10:24

来源:大河网

  ▲刘东亚向记者展示他所绘制的领事馆地下牢房结构图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核/心/提/示

  1946年南京政府大选宣传提纲、记录洛阳沦陷的日军军报、守护领事馆的日本宪兵队名单、一座状如迷宫的地牢……隐藏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内的诸多秘密,随着馆址的修缮被一一发现。

  以“外交”之名,行庇护违法活动、参与贩运毒品、“关照”间谍之实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终于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降旗闭馆,撤离郑州。

  修缮地板夹层发现日军军报

  2004年夏天,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维修期间,刘东亚每天都到施工现场查看,希望能得到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领事馆在郑州活动频繁,哪怕遗留下片言只字,对研究日本如何实施军事侵略也会有帮助。”刘东亚说。

  工程开工后不久,刘东亚所期待的东西就出现了。一天,几名工人在二号楼施工时,撬开第二层楼的木地板,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夹层,里面有几片泛黄的纸张。

  “纸上记载的是1946年南京政府大选时的宣传提纲。”刘东亚说,这说明驻守在郑州的国民党当局在这座楼里办过公。

  经过整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残碎纸屑、报纸、函件等杂物被收集了一塑料袋,包括国民党郑州独立十四旅函件、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布告、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函件等。

  这些物品,并没有引起刘东亚的特别关注,他关心的是日方遗物。终于,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一批印有日文的报刊纸张呈现在大家面前。刘东亚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送交一家翻译公司,共译出5000多字。

  记者在刘东亚保存的复印件中看到了一张日军军报。该报16开共7页,标注“阵中通讯第二十号五月二十六日,郑州保寿街七十一号,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

  据了解,当时,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是侵华日军在郑州设立的最大军事媒体总部。

  这份军报中有篇消息叫《洛阳完全占领》,大致内容是: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攻中原,以洛阳为重点目标,进行多方位疯狂进攻。汤恩伯部20多个师从禹县溃退鲁山、嵩县以西山区,洛阳外围部队撤到洛宁、卢氏、陕县一带。洛阳第一战区蒋鼎文几个师、第八战区(卫立煌部)两三个师以及胡宗南的野战军被包围。双方激战后,洛阳吃紧,最终被日军完全占领。

  此外,该报又刊登外电(柏林二十三日发同盟)称:“二十三日是德意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两大巨头互致贺电,并确定战争一定胜利。”刘东亚认为,这表明,当时日军实际上已呈外强中干状态,竭力依靠盟军虚张声势。

  名单领事馆驻有70名士兵

  作为日方设在郑州的重要外交机构,领事馆内的工作人员并不仅限于一般官员,里面还渗透了日本军方特意安插的士兵。在二号楼地板夹层内,维修队的工人还找到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日军士兵名单。这很让刘东亚兴奋。他发现,这份名单用繁体中文写成,所有名字均竖向排列,并按照分工不同用表格进行了归整。

  刘东亚将名单复印件展示给记者看,所列的项目非常细致,分为分队、中队、器具、番号、阶级、兵名等项。这份注明“第三小队”的花名册上标明负责该队的人叫内喜三郎,他管理着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4名士兵,总共70名士兵。在这份名单上,还清楚地记录了夜班、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上下、传达命令的士兵。“这充分印证了领事馆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个领事馆并不是一般的‘外交’机关。”刘东亚说。

  既然有军队把守,领事馆的官员自然任务重大。根据徐有礼的研究,直到抗战爆发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一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名叫三浦)。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有: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饭山定雄等人。“但是,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前后究竟有多少成员,至今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徐有礼说。

  据了解,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军在完成了对东北和华北的实际控制后,郑州成为其继续南下和西进的重要枢纽。1935年秋,日本着手恢复驻郑州领事馆后,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道清铁路沿线出现了大批日本人、韩国人,他们或为考察,或为游历,或从事非法活动,络绎不绝。

  当时的“盛况”,从相关档案的记载可见一斑:《河南民报》1935年9月报道,“近日恢复郑领馆之说甚嚣尘上。日前汉口报载开封电讯,日在郑设领事馆,并已开始办公”;该报当年10月报道,“10月16日,日筹设驻郑领事馆。酝酿已久之日本恢复驻郑领事馆,现已见诸事实。领事馆佐佐木高义偕随员平山勇、永山田专一、岛山正一三人于今晚(15日)8时半由汉乘车抵郑,驻华安饭店。领事馆馆址及成立日期,俟与各方接洽后,即可决定”;“10月22日,驻郑日领事抵汴。佐佐木高义偕岛山正一、山田勇、平山勇一行21日下午三时由郑赴汴,旋赴省府拜会刘主席,有所磋商。又闻刘主席于昨日下午6时,在党政军联欢社欢宴,为日领事洗尘,邀有党政军各要人作陪云”;“10月27日,日本东京记者关中平抵郑,视察日领馆筹备情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郑州显然已成为日本人眼中的“风水宝地”。

  地牢形如迷宫藏身领事馆下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当时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很不“安分”。

  刘东亚曾访问过领事馆附近一些年老的市民,据他们讲,那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巡视四周。但是到了晚上,小楼里灯火通明,常有日本人带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进进出出。

  在领事馆旧址维修期间,刘东亚找到一份记载女人姓名的名单。从刘东亚出示的这份复制名单上,记者看到,这些名字带有“琴”、“红”、“兰”、“香”、“芳”、“花”、“云”、“英”、“珍”、“春”、“凤”等字,总共50个,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5岁。从她们居住的地址看,分别是“新春里街8号、19号、22号”、“新里街14号、8号、甲5号、7号、9号”、“瑞祥巷2号”、“三兴里9号、7号”等。刘东亚说,如今,这些街道名称已不存在,根据郑州市民政局地名办提供的信息,三兴里位于今天的郑州市东起西一街,西至铭功路;瑞祥巷位于东起二七路,西至西一街;新春里街和新里街大致在老坟岗一带。

  对于这些女人的身份,刘东亚认为或许是日本人控制的慰安妇,但徐有礼认为也有别的可能,“没有足够证据不能妄下结论”。

  除了中国女人名单,刘东亚还发现了隐藏在领事馆楼下的一处秘密地牢。

  “你看,这个地牢修得像迷宫一样,不知道在这里干了多少罪恶勾当。”刘东亚拿出他按照洞穴原始结构绘出的图纸,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此洞高1.8米,宽0.5米,里面曲折迂回,纵横交错,若无照明工具,很难进出。越过5米深的踏步进入洞内,一个约8平方米的狱室呈现在眼前,墙壁上还遗留着悬挂刑具的钉子,据说工人曾在该室发现过一副日军制式手铐。狱室顶部覆盖着厚约4米的钢筋水泥。从该室南端向东下坡延伸,到达13米深的第二个层面,这里有四五个小房间,每个约2.6平方米,这是地牢的核心部位。经过清理,从地牢里搜出不少烟盒、药瓶、安全套等物品。

  恶行庇护非法活动野心毕露

  “领事馆设立后,日本在中原地区的走私、贩毒、窥测地形、搜集情报等非法活动大量增加。”徐有礼认为,1931年至193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并实施全面侵略中国的重要时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设立和活动,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组成部分,其真实意图是为日本侵略铺路。

  1935年11月,中国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要求所有黄金、白银、银元等一律兑换为法币,各种交易活动以法币计算。之后,在郑州发生了多起由日本人策划的非法携带现银案,这些活动,与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纵容有着密切关系。

  当时郑州的《河南民报》对此曾有详尽披露——

  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在平汉车站,当局查获韩国人张铉携带现银1000余元,当即押往中国银行兑换法币。日本人木崎三郎、多田次郎、金亭镇等携带大批现银,由汉口乘车抵达郑州。日本人态度倔强,不许检查。当晚12时,日本驻郑州领事佐佐木高义协同三名日本人由郑州乘车赴汉口公干,平山勇等均到站欢送。

  1935年12月10日,日本人古宫胜由携带现银3000多元从郑州赴天津,被当局查获,受到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干涉。当月25日,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派馆员平山勇偕韩国人崔永祯等赴安阳,向专署交涉查获私运白银案。

  除私带白银,领事馆还参与贩运毒品。1936年8月7日,日本人在平汉铁路贩毒,被平汉铁路警察段和当局宪兵一团二营查获,不服检查,交给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处理;同年8月19日,日本人鸟次茂在郑州车站贩毒,查获红丸20袋,由领事馆解决。1937年6月,陇海铁路会兴镇站查出一墨汁箱内藏红丸,约24万粒,嫌疑人交日本领事。同年7月,发现日租界内有数家制毒厂,其中第一厂每天生产吗啡78盎司、二厂每天生产海洛因40盎司、三厂每天生产红丸1000盎司,均运往河南,此违法行为受日领事保护,已有三年。

  领事馆还有意庇护间谍活动:1935年11月,日本人片冈聪、和田忠二人化装成工人,由山西垣曲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渑池境内,在前往县城和车站途中,对地貌、建筑物、河流等进行拍照。当地警察以其形迹可疑,切实盘问,但他们拒绝交出相机和胶卷。1936年7月24日,日本人高田升二游历甘肃时从事违法活动,此人被移交日本驻郑州领事处理,随后安全离开河南。

  有关外国人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关照”下从事间谍活动,上海《申报》也有报道:1935年12月间,大批日韩人游历豫省各地,他们或为考察,或为调查,或为秘密工作。日本人大都去豫西,多以游览洛阳为目的,有日本人桂五郎等六人,都是化装前行。此外,到许昌、济南、河北等地的日本人有48人之多。

  “从这些活动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所谓‘外交’,目的性很强,无一不是为军事侵略服务,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徐有礼说。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事骤然紧迫,中方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限制和监视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奉日本外务省的训令,于1937年8月9日降下旗帜,正式闭馆。1937年8月10日,《河南民报》援引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撤离如是报道,“日驻郑领事佐佐木高义,九日晚10时率馆员大泽等四人离郑赴汉,转轮渡回国……”至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一段不光彩“外交”历史宣告结束。

  原载《大河报》2009年4月16日A14版


编辑:杨剑